车海刚
   
    8月23日—9月14日，作为2006年度日本政府“青年邀请计划”的一部分，我们59名中国青年组成“中国基层工作者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23天的访问。其间，我所在的经济分团先后到访了东京都、山梨县、北海道等地，通过参观、讲座、拜会等活动，接触了日本政界、学界、商界及传媒界的许多人士，并分别同日本青年和日本家庭一起生活了几天。
    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异国停留这么长时间，对于日本这个“遥远的邻邦”有了较多切身体验，但毕竟仍只是些粗浅的观感。应《时报通讯》之约写成此文，试图从一些细节和侧面着眼，为大家描绘一个浮光掠影的日本。
 

   （钢筋水泥的东京一隅） 

初识东京
   
    飞抵日本时已是当地时间晚上7点多。从位于千叶县的成田机场乘大巴到东京，路上约1个半小时。虽然天色已晚，但透过车窗，仍能依稀辨出连绵不绝的城镇带景象。特别是进入东京都境内，俨然成了一片建筑物的丛林和灯火的海洋。——东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群，由几十座大小不一的城镇组成，这些城镇实际上已经连为一体，容纳着3000万人口，约占日本全国总人口的1/4。
    车子驶过日本桥附近，周边的高层建筑愈发拥挤起来，大楼与大楼之间、大楼与道路之间几乎近在咫尺，密不透风。由于多数建筑采用的都是透明落地窗，楼内人们的一举一动清晰可见，其中大多是在格子间里埋头加班的白领。
    日方陪同人员说，在东京，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是很正常的事。其实有时候并不是非要加班不可，加班的惟一理由只是老板或上司还没走，下属们便只好奉陪到底。
    后来，我有几次在深夜时分乘东京地铁返回住处，总能碰上一些西装革履却喝得东倒西歪的白领，街道上、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酒精的味道。在银座街头，还曾见到一名醉酒的中年男子扶在墙边失声痛哭。日本的工作压力之大可窥一斑。



 （从六本木森之塔大厦俯瞰东京夜景）

    东京的建筑
   
    站在六本木的森之塔大厦顶层向下望，夜晚的东京流光溢彩，灿若星河，疑似人间幻境。到了白天，东京却又是另一番样子。这座城市就像一头钢筋水泥铸成的巨兽。除了建筑密度极高之外，许多建筑物的体量都很大。最有代表性的是东京站、新宿站等几大地铁站，规模庞大，功能齐全，在充分满足人们各种服务需求的同时，也给人以强烈的眩晕感。在这里拍摄那部《迷失东京》，真是选对了地方。
    以我的眼光来看，东京大多数建筑的视觉效果乏善可陈，实用性大于欣赏性。这一点倒是跟北京挺像。所不同的是，北京的建筑在实用性和人性化设计方面还不及东京。
    东京似乎没有北京这样集中连片的高层居民小区，住宅以独门独户的小楼为主，公寓也大都是五六层的矮楼。我们所住的涩谷区幡之谷可能是中产聚居区，一栋栋小楼占地不大，也没有院子，却装扮得很精致。临街的房门多为镶着玻璃窗的木门，反映出东京的治安状况较好。
    至于住房价格，这次没能深入考察。在横滨拍到的一张售房广告或许可作参考：一套三室一厅76.45平方米的房子，标价为1980万日元（约合130万元人民币）。东京号称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房价想必比横滨更吓人。但据旅日的中国朋友说，如果考虑到收入水平等因素，东京的相对房价并不高过上海和北京。
  

 （我们住的东京涩谷区幡之谷附近）

     在日本过马路
   
    日本是快节奏的，道路上的车辆总是风驰电掣，夜色下呼啸而过的摩托车“骑士”更是东京一景。
    尽管如此，行人在东京过马路并不觉得艰难，一来是因为这里的街道普遍不宽（即便像首都高速这样的主干道也不过双向四车道），人行横道则设置得较多（每隔几百米总能碰到一个），无须像在北京这样长途跋涉地穿越天桥或地下通道。二来是日本的车辆和行人皆各行其道，严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人车都会自觉驻足，绝少抢行；转弯车辆遇上斑马线，离着老远就会减速，静候行人通过。不禁联想起在北京开车时，某次曾给过马路的行人停车让路，竟然遭到那位老兄的白眼：“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啊？”弄得我啼笑皆非。
    东京的司机也很少按喇叭，即便是在交通拥堵的高峰时段，也都不愠不火地排队等候，全然不似平素驾车疾驶时的那种急性子。在日本20多天，只碰到过一次交通事故，还是在富士山脚下的狭窄山路上。
    中国人在日本，最不适应的恐怕是自行车。日本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骑车者都是在人行道上骑行，而且车速很快，加上中国人不太适应日本的左行习惯，往往会被急促的车铃声和刹车声搞得手忙脚乱。
 

（晚上9点多的东京涩谷街头）



（准备出发，骑车游札幌）

    志愿者青柳
   
    我们的日程安排中，有一天是“实地日语会话”，即由日本青年志愿者陪同我们逛东京，在体验市井文化的同时练习使用日语。我那一组的志愿者名叫青柳胜巳，是一家汽车保险公司的职员。
    出发前，青柳和我们商定：午饭在外面吃日式面条。哪知道，我们去的上野公园一带餐馆甚少，更不用说日式面馆了。青柳带着我们从上野一直逛到莺谷附近，肚子都咕咕乱叫了，也没发现一家合适的馆子。他似乎还想继续找下去，仍在不停地跑前跑后找人打听。
    这时，我看见街边有一家快餐店，香气扑鼻。青柳却很认真地摇了摇头：“这是卖牛肉饭的，不是面条店。”我连忙说：“那我们就吃牛肉饭好了。”他这才如梦方醒般睁大了眼睛：“是吗？吃牛肉饭也可以吗？不吃日本面了吗？”就这样，我们终于在下午两点多钟吃上了这顿来之不易的午餐。
    从青柳的身上，我见识了日本人执著、守诺的品德，也看到了他们刻板、不善变通的一面。
  

（与青柳在东京大学赤门前留影）

    误入“省政府”
   
    游览横滨那天是“自主研修”，没有统一安排，正好可以随心所欲地闲逛。我和3名团友沿着横滨的海滨大道漫步，一座漂亮的西洋古典建筑很是扎眼，开始还以为是一处博物馆之类的所在。走到近前才看清，一块古色古香的铭牌上刻着几个大字——“神奈川县厅”。也就是说，这里相当于我们国内的省政府了。之前我只知道横滨是日本第二大城市，并不知道它还是神奈川的县治（省会）。
    县厅大院和大楼都没有警察把门，只有一名门卫站在一楼的传达室里，透过玻璃和善而又略带好奇地望着我们，见我们走进楼内也没有盘问或阻拦。进门后的大厅左首，最显眼处是一面电子显示屏，县厅工作人员的在岗情况一目了然。整个楼内静悄悄的，偶尔有几个公务员模样的人出出进进，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视而不见；有团友请其帮忙拍照，他们既不多问、也不拒绝，微笑着拍完后即匆匆离去。
    同神奈川县厅相比，我们后来见到的东京都厅要气派多了。那是一栋243米高的双塔式摩天大厦，矗立在东京新宿区的黄金地段。这座气势恢弘的建筑一度令我们慨叹日本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竟也如此强大。不过，东京都厅和神奈川县厅一样可以自由参观，大厦的第45层有两间可以免费俯瞰东京全景的展望室。
    在北海道拜会的札幌市役所（市政府）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它的大厅装潢得像一座现代艺术馆，咨询台的小姐笑容可掬。
 

（神奈川县厅外景）

  （东京都厅外景） 

   街头标语
   
    走在日本的大街上，中国人大多不会有非常强烈的异域感。除了和我们一样的黑头发、黄面孔，以及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的汉字招牌外，还有一个足以让国人感到“亲切”的现象是：这里的标语口号特别多。
    譬如，警察署门口都有“街头犯罪等对策实施中”字样的告示牌；一些街道旁还张贴有“安心街”、“防犯”等宣传画，大概类似于中国的“专项整治”、“创建平安街道”之类的意思；甚至人行道的地砖上也写着“美化推进重点区域”、“吸烟制限区域”；一家港口机构的大楼前则赫然挂着“船员劳动安全卫生月间”的条幅……
    这种“宣示文化”、“教化文化”也许是我们东方国家一种共有的特质吧。
    比标语更加随处可见的是各式各样的政党宣传海报，尤其是竞选海报。由于正值执政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进入冲刺阶段，自民党的海报多凸显称赞小泉改革、寄望新接班人等主题；共产党、公明党等党派的海报则以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等内容居多。


（一名身穿和服的女子从东京上野的一幅竞选海报前走过）

   （富士山河口湖的野鸭）

    西装、筷子与环保
   
    日本果然是个讲究礼仪的民族，地铁里的上班族个个衣冠楚楚，像我这样穿T恤、牛仔裤的反而显得有些另类。在行前的赴日说明会和文字材料中，主办方多次提醒我们一定要带正装，以备正式场合之用，否则会被认为失礼。一想到在30多度的炎炎夏日里也要穿西装、打领带，男士们不免面露难色。
    真正到了日本之后，却发现他们的着装规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苛。一些与我们会面的政界人士（包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等）仅仅身着衬衫而已，有的连领带也没打。原来，面对能源日益趋紧的状况，日本近两年发起了一场控制空调温度的运动，穿便装上班也就自然成为一种趋势。
    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也是被历史上的惨痛教训逼出来的。20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曾是世界闻名的“公害列岛”，1956年发生的水俣病事件就是一起典型案例。从60年代开始，日本痛定思痛，加大环境立法和环境治理力度，才逐渐走出了困境。今天的日本，环境优先的观念可以说已是深入人心。访问期间，我发现许多日本朋友递来的名片上印有“再生纸”字样；宾馆卫生间的手纸也都是可降解的。
    不过，也有一个现象让我有些不解：在这样一个重视环保的国家，一次性木筷却在餐厅酒肆里广泛使用。我不清楚生产这些筷子的木材来自哪里，但2004年10月人民网上一篇报道的标题是这样写的：《日本奢侈消费中国森林，257亿双筷子96%来自中国》。



（图中的运河是北海道观光胜地小樽市的标志性景观，40年前差点被政府填掉建成马路，市民们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河保护运动，最终留住了这条运河）



（日本皇宫东御院二重桥，及皇宫外一位要求觐见天皇的老者）


    以人为本与微笑服务
    
    去日本之前，一位参加过去年访日团的中央党校副教授建议我们好好体会一下日本的“以人为本”。20多天的行程下来，这的确是我感受很深的一点。以下是我留意到几个细节：
    东京的巴士是投币式的，只要最后一位上车的乘客还没完成投币，司机绝不会开动车子；东京地铁车厢的拉环不像北京地铁这样全部一样高，而是有高有低，显然是为不同身高的人准备的；地铁里不能使用手机，以防止带心脏起搏器的乘客受到伤害；道路施工时会用隔离墩为行人和自行车辟出专门通道，两头有专人负责指引；新宿一处工地的挡板上还钻了许多可以向内窥探的观察孔，旁边写着大字“LOOK！”，意趣横生……
    最使我难忘的一个瞬间是遇见一位盲人独自搭乘地铁。要知道，东京地铁是全世界最复杂的轨道系统之一，线路达几十条之多。盲人也能在这样一座地下迷宫里行走，除了依靠发达的盲道等无障碍设施外，更离不开人性化的服务。我注意到，地铁司机一发现这位盲人，立刻跑上前去把他搀扶进了车厢。



（地铁车厢里的拉环有高有低，显然是为不同身高的人准备的）



（新宿一处道路施工现场的挡板上钻有可供路人向内窥探的观察孔）

    总体而言，日本人的性格拘谨、淡漠，陌生人之间很少像欧美人那样相互打招呼。但在日本购物绝对是一种愉快的经历，不管你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迎候你的都会是灿烂的笑容，以及毕恭毕敬的连连鞠躬。有一天晚上在新宿买手表，买完时这家商店已经快打烊了，服务生一直引领着我们走到楼梯口，热情地指明出口的位置。
    曾就日本的微笑服务与国内朋友们交流，有些人的反应令我匪夷所思：他们认为那些服务生的微笑是职业化的、功利性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因此是不该获得褒扬的。假如一个人、一个民族总是不愿承认别人的长处，甚至总以晦暗的心理揣测别人的善意，怎么可能有自身的进步？

（云雾缭绕的富士山顶）



（国会纪念品商店里出售的历代首相漫像馒头，大约50块人民币一盒）

    日本的“风俗”
   
    “风俗”这两个汉字在日语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思，它指的是色情业。日本法律禁止直接的性交易，但并不禁止一般的色情服务，而这两者之间很难明确界定，因此，日本的“风俗业”实际上处于半合法的灰色地带。
    新宿是东京“风俗店”的主要聚集地，特别是歌舞伎町一带。由于歌舞伎町的风俗业常常与黑社会、非法移民等不法行为联系在一起，这里也是警方关注的重点区域，但这并不妨碍它继续成为举世闻名的大风月场。据说，涩谷、六本木等区域也是风俗业兴盛之地。札幌的繁华商业区丝丝基诺则堪称当地的新宿，初来乍到的观光客，难免会被那里巨幅而又露骨的风俗广告牌吓一大跳。



（东京新宿一家风俗店外景）

    对于外国游客来说，最能直观反映日本“风俗”文化的是色情出版物的泛滥。东京街头的便利店很多，几乎每家便利店都有一个出售报刊书籍的角落，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色情书刊。虽然货架上标明未成年人不得购买，一些书刊还封了口防止随便翻阅，但光凭封面已经足够刺激眼球。此外，还有一些专门卖这类书刊的书店，卖色情DVD的音像店也不少。新宿一家影剧院的门口则公开悬挂着数幅画面极其“开放”的电影海报。
    遍地可见的电子游戏厅也是日本的一大特色。这里的游戏厅与中国不尽相同，一是规模很大（我的一位团友进到涩谷的一家电子游戏厅找厕所，竟被那里边一重门又一重门的壮观场面惊得目瞪口呆）；二是很多游戏都有赌博性质，还有一些是涉黄的。
   
    东京湾畔的自由女神

    （东京台场海滨以彩虹大桥为背景的自由女神像）

    当我在东京湾畔的台场猛然瞅见那位高举右臂的自由女神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恕我孤陋寡闻，来此之前从未听说过日本也有一尊自由女神。
    东京的自由女神不仅形象和美国的那座一模一样（当然尺寸要小得多），连周围的景致也很相像——如果不是因为有彩虹桥这座标志性建筑作背景，神像身后的港湾简直跟哈德逊河没什么两样；东边不远处的两幢高楼，更是犹如双子塔再生，一时真有“错把东京当纽约”之感。从网上发照片给朋友们看，他们一致感叹：日本不愧是美国的好跟班儿啊！
    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我们的误会。实际情况是，1998-1999年日本“法国年”期间，巴黎市将法国大革命100周年时美国回赠给法国的那尊自由女神像借到日本展出；展出结束后，日本政府于1999年3月申请复制神像，获法方同意；2000年，神像复制完成并揭幕。
    虽然东京自由女神像的来历与美国没有必然关联，但它仍不失为日美特殊关系的一个象征。在横滨市中心，我们还见到一处为纪念1854年在此缔结的《日美和亲条约》而修建的小广场，广场上那座地球形状的“日美和亲”纪念碑，似在有意述说日美“亲善”史的久远。
    许多中国人难以理解为何日本人对待打败了他们的美国非但不憎恨，还崇拜有加，奉为盟主。在与日本青年进行合宿交流时，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日本青年的解释是，战后美国为日本带来了全新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帮助日本实现了经济复苏和起飞。他们的父辈从孩提时代起接触到的就是美国的糖果、电影、音乐……，美国是先进和时髦的代名词，这种观念又传导给他们的下一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概念里的外国就是美国。”一位日本青年说。

   （在东京浅草寺附近游玩的年轻人）

 
（一位老妇在札幌街头阅读天皇次子妃纪子产下男孩的新闻）  

  “既远又近”的中日关系
   
    这次访日适值中日关系跌落到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在官方关系僵持的背后，两国的民间情感也发生着微妙变化。日本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数比例已从1980年的78%下降到2006年的32%；而据中国的民意调查，对日本有好感的中国人目前也不过15%。
    幸运的是，我们这一路走来，所到之处大多是鲜花和美酒。无论是在东京等地会见的众议员、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还是在富士山下与我们合宿交流的日本青年，以及在北海道接待我们进行民宿体验的日本家庭，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抱有非常友好的感情。
    在札幌开餐馆的高石晴俊先生，60多岁的人，依然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一谈起中国来更是两眼放光，他说感觉自己“一半是日本人、一半是中国人”。高石先生还是札幌西日中友好协会的副会长。为了招待我们，他邀集了一大帮朋友到山上野餐，并专门制作了一块用中文书写的欢迎牌，着实令我们感动了一把。
    当然，一个显而易见的前提是：主办方在安排我们的交流活动时肯定会选择高石先生这样的亲华人士。所以，日本社会对待中国的主流想法到底怎样，对我们来说仍是个难以求证的谜。但至少在我20多天的购物、参观、游览过程中，没有发生因为我是中国人而遭到冷遇的情况。
    事实上，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中日之间的经贸联系和人员往来已经成为一条斩不断的纽带。举个小小的例子：在东京的新宿、涩谷等商业区，有时会忽然听到喇叭里传出汉语的叫卖声，恍若置身西单或王府井。日本朋友说，20年前，在日本想找一件“中国制造”很难，现在却是想找不到“中国制造”都难。



（富士山上的中日文旅游宣传标语）

   （飞临北海道）

    遗憾与庆幸
   
    如果说在20多天的访问当中有什么缺憾的话，我个人感触最深的有两点：
    其一，两国民间对彼此的认知还存在较多盲区和误区。有人说，日本人对美国的了解远超过对中国的了解，对古代中国的了解又远超过对现代中国的了解。许多日本百姓，即使是那些对中国怀有朴素好感的人，都对今日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知之甚少，他们没来过中国，有关中国的印象主要来自媒体和周围的中国人，但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常常失之偏颇，如近几年发生的反日游行、朝鲜人闯馆事件等，日本各电视台都连篇累牍地播放一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画面；而少数在日中国人（留学生、游客等）的不端行为又给日本民众传递了一些负面信息。从中国方面看，国内舆论对日本社会也有一些片面或夸大的解读，包括右翼势力的影响、历史教科书问题等。访日期间结识的一位中国学者告诉我们，日本右翼势力近年虽有所抬头，却仍称不上主流；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在日本的采用范围也很小。
    关于日本侵华的那段惨痛历史，我所接触的多数日本人（包括日本青年）是知道的，书店里也有介绍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出售。不过，也有一位小姐在交谈中对南京大屠杀表现出无知。在江户东京博物馆，摆放着两块“二战”期间东京大轰炸时被烧变形的巨大钢架，旁边的电视则在反复放映记录轰炸场景的片子。虽说在这座以东京历史为主题的博物馆里，设置这样的内容可以理解，但战争发动者过分渲染自身的悲情，毕竟让我们这些来自战争受害国的人心里不太舒服。

（令中国人五味杂陈的画面：一名男子在博物馆观看“二战”东京大轰炸的记录片，左侧是在轰炸中被烧变形的钢材）

    其二，民族主义情绪日益成为横亘在两国之间的一大障碍。我曾当面请教日本的一位大学教授：“日本人究竟自认为是一个东方国家还是一个西方国家？”他直言不讳地回答：“在欧美人面前，日本人感到自卑；在亚洲国家面前，则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如今，这种优越感撞上了迅猛崛起的中国，这大概是日本对华态度冷淡的心理根源。同样令我遗憾的是，个别中国团友——担负着国家未来的年轻公务员们，也未能摆脱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有一位团友，因为日方青年在交流发言中介绍了小泉的国内改革而大为不满，当场宣称“不想再听到小泉这个名字”；还有团友提议在中日青年联欢会上合唱指向性很强的“爱国”歌曲。
    民族感情谁都会有，但民族感情不等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仇恨的种子结不出正义的果实。我觉得，不论日本还是中国，民间情绪与官方政策都可能构成一种因果互动的关系。如果任由偏狭的心态滋生下去，只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中日斗则两伤，和则两利。如何穿越历史的阴霾，携手走向晴朗的明天，既需要政治家们的勇气和智慧，也需要通过更加密切的民间交往增进理解与互信。中日之间的“青年邀请事业”是1980年代由中国领导人胡耀邦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共同开创的，老一辈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值得赞赏；20年后这个特殊的时候，我也为自己能在这项事业中尽一分参与之力感到荣幸。 



（在日本外务省）



（与札幌的日本朋友一起野餐时留影，背景是主人为我们制作的中文欢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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