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到广汉：
昭觉寺车站上车 车费14左右
四十分钟左右到广汉，下车后等2路公交车，可直达三星堆博物馆

门票：学生票42，成人票82
        讲解费80，需另付

下面的文字是我根据在三星堆博物馆里面拍摄的照片整理出来的，还未完成，感兴趣的朋友可详细阅读，对古蜀文明是个很好的了解。

  三星堆文化简介

在今四川及其相邻地区的广袤区域内，分布着许多古代遗址和遗迹，出土了众多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文物。这些文化遗存的面貌大体相同，构成了“蜀文化”这一区域性文化体系。一般将蜀文化划分为夏、商、西周时代的早期蜀文化（古蜀文化）和东周以来的晚期蜀文化（巴蜀文化）。

蜀文化的中心区域是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文化是蜀文化的典型代表，按照考古学文化序列，可分为四期，延续时间从距今4800-2800年，约当中原龙山文化时代至商末周初，一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期以后进入文明时代。

广汉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造的一处古蜀国中心都邑，三星堆古蜀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足以说明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已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一期三星堆文化：

时代：距今约4800-4000，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

蜀世系：大致相当于蚕丛与柏灌时代

器物：陶器以宽沿平底器为主，建筑为竹骨泥墙，并有保存到今的夯筑城墙。典型器物有：花边绳纹罐、宽平沿尊形器、喇叭口高领罐、镂孔圈足豆等。

社会性质：古城址群出现。约属中国历史上传说的“五帝”时代，系古蜀文明起源阶段。

详细介绍：早期遗存中的生产工具形制趋小，以斧、锛、凿为主，并出现了璧、环、圭等小型玉质礼器，陶器则以宽沿平底器为主。遗存中含有具江浙良渚文化风格的玉器和湖北石家河文化风格的陶器，说明当时成都平原已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了文化交流。而程度评语及其相邻地区与三星堆遗址一期同期的古城址群的发现，则表明此期已出现了大小城邦组织，为后来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奠定了监视基础。其中，唯三星堆最终发展成古蜀国的中心都邑，并创造出璀璨夺目的青铜文明。

二、三期三星堆文化：

时代：距今约4000-3200，相当于夏、商时代

蜀世系：大致相当于鱼凫时代

器物：陶器以小平底和高柄器为主。典型器物有：陶器有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柄器、瘦袋足盉、器盖等。青铜器以人物雕像与动植物造型为大宗，以尊、罍为主要铜礼器，玉器有璋、璧、圭、戈、琮等。

社会性质：宗教祭祀活动盛行，三星堆中心城市建成。形成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是古蜀文明形成阶段。

详细介绍：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以三星堆遗址的主体遗存，即第二至第三期文化为代表。一般认为，三星堆最繁荣的时期属古蜀史传传说中的鱼凫王时代。三星堆古城范围近4平方公里，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规模庞大的城墙体系及重大的建筑遗迹，是城市建筑规范及布局结构的明证。两个祭祀坑中近千件青铜重器的出土，证明青铜冶铸已十分成熟，且是国家政权的标志物，而两坑本身即是大型宗教祭祀活动的产物。凡此等等，足证三星堆遗址中国西南地区文明社会初期繁荣昌盛的古城及古国，具有相对独立、稳定地位和较强的综合实力。

 

四期三星堆文化：

距今约3200-2800。相当于中原商周时代

社会性质：大致相当于杜宇时代

器物：陶器以尖底为主。典型器物有：陶器有尖底杯、尖底盏、小平底罐、高颈壶短领罐、灯形器等。青铜器有列罍与巴蜀式兵器。金沙遗址出土文化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化特征。

社会性质：出现成组的精美青铜玉石礼器、大型夯土祭台与大型木构建筑群，划定国家疆域，系古蜀文明发展阶段。

 

 

农业：

成都平原素享“天府之国”的美誉。古蜀农业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发端。商周时代，成都平原的农业经济以稻作生产为主，渔猎业为辅农业的发达不仅促使了生产工具的发展，也为商品生产及贸易制造了有利条件。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质炊器、食器、饮器及贮器等品类大备，器形颇多，反映出农作物生产的多样性，而众多的陶制用品和陶制农具、陶塑家畜动物等，则无疑是当时农业及家畜饲养业兴旺的见证。他们与遗址出土的具有商品交换性质及早期货币意义的海贝与铜贝，共同向人们展现出古蜀农业与商贸繁荣情形之一斑。这为我们今天考索当时的经济情况与商道交通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青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种，鸾鸟字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居，此草也，冬夏不死。”

 

古蜀农业经济区分布较广，其中，成都平原是开发最早、面积最大和最重要的大农业经济中心。三星堆遗址属都邑性质，虽出土农具甚少，但众多的酒器可简介说明当时的农业已具有相当的水平。粮食产量高，才有余粮用于酿酒，其酿酒技术亦较为进步。据初步考察，当时已经能生产过滤了酒糟的“清酒”，用于饮用或祭祀。家畜饲养与农耕身产相辅相成，是农业兴旺发达的标尺，三星堆一直出土家养动物遗骨及各类家养动物造型的器物颇多，可以相见当时家畜饲养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农副产品亦较丰富。

 

陶器：

陶器在测定年代和文化分期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学意义。陶器的创制与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定居生活的需要有密切关系，因其取材容易、可塑性强、制作简便、经久耐用，故陶器产生后即扩展到生产生活诸领域。蜀地陶器的典型器物是小平底罐（包括各类尖底器）、高柄豆、鸟头形勺把等，并因之形成蜀陶的基本组合定式。

三星堆古蜀国制陶业发达，遗址出土的陶器数量巨大，品种繁多，尤以各类酒器和盖纽的造型最具特色。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鸟头形把勺，其鸟头形象颇似鱼凫，此器应不仅仅是生活用品，二十具象征意义的一种器物，当与祭祀活动有关。

 

玉石器：

三星堆的玉石器群与青铜器群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三星堆文明及其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遗址包括两坑出土的玉石器数量众多，尤其以璋、戈为大宗且最具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其显著的特点是种类宏福、造型精美、体型硕大，多有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器形。

自新时期时代晚期以来，玉石器制作已渐趋成熟，至商代晚期臻于成熟，此一时期以河南安阳阴虚妇好墓出土的玉石器最为著名，而三星堆独具特色的玉石器群则堪与中原媲美竞精。玉石器多是古人用来交感神灵、沟通天地的礼器及祭品，是所谓“以玉通神”的精神产物。自上古时代，先民们即开创了崇玉、尚玉这一源远流长，蔚为大观的“中国与文化”先河。

 

玉凿：

玉凿的形制分为两种：一种断面呈方形抹角或椭圆形，刀口似鲢鱼头状顿圆；另一种细长，圆柱体，刃似泥鳅头状。值得注意的是，一号坑中出土的玉凿均装在通罍中，说明这些器物是作为祭品奉献给神灵的。

 

工具的礼仪化是三星堆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三星堆出土玉器中的斧、斤、锛、刀等，出土时刃部犀利如新，并多出于祭祀坑中，应非实用工具，而是在宗教仪式活动中实用的祭祀物品。

 

遗址与两坑出土的玉石兵器体型宽大，锋刃犀利，当时在宗教仪式表演活动中用为仪仗。兵器中戈的数量最多，氛围石质和玉质两种。其做工考究，形制精美，风格冷峭，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璧、瑗、环也是三星堆出土玉石器中较多的种类。这三类玉石器在形制上很难截然区分开，可能与当时制作这类玉器的管钻工具有关。璧制象天，正所谓“以苍璧礼天”。玉琮象征地母，即所谓“以黄琮礼地”。

 

“璋”是古代用来祭祀天地四方中“礼南方”的器物，一般认为其重要的用提是祭山。遗址出土玉璋的数量最大，尤以类型繁多、造型精美的“牙璋”最富特色，是为上代数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三星堆的玉石饰品如串珠、琥珀坠饰等，用料考究，雕琢共细，小巧别致，极富生活气息。其婉秀扑雅之风，展现出崇神时代古蜀人审美情趣的多样性与佩玉风尚之一斑。

 

 

青铜器：

三星堆青铜器的合金构成可分为五型：红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其中以锡铅青铜这种三元合金构成的青铜数量最大。青铜器系实用范铸法浇铸成型，采用了分铸、浑铸和嵌铸法等，又大量运用了铸接这种组合技术，配以套铸、铆铸、嵌铸等各种复杂繁难的工艺。

金器则大多属金银二元合金，含金量一般达到85以上，经过了沙金淘洗、冶炼、碾压、捶打、图案模印等工艺流程。

古蜀地铜矿资源丰富，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及青衣江流域和成都平原边缘地带，这为本地铸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条件。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内有泥芯，遗址亦有类似坩埚的陶器出土，表明当时已拥有大型铸铜作坊。

三星堆伟大的青铜器群，以其繁复的工艺，独特的造型和宏大的形体，反应了尚待中国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世界青铜铸造时尚值得大书的一笔。

中国青铜冶铸始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夏代，三星堆古蜀国冶金术在商代中后期已达至高度成熟的境地。蜀人炼铜的矿石以自然铜和“空青”即兰铜矿为主，与中原青铜时代以孔雀石为铜矿料有别，其合金配置水平与金属冶炼技术堪同商王相媲美而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三星堆青铜器的分型水准之高潮，则更有为他处青铜器所难以企及之处。

三星堆青铜器是古代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硕大重器与玲珑秘宝均为韵致双美之作，且多属神庙礼器，系青铜时代高级阶段的显著标志，其风格汲取商文化元素而又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民族个性。总体而言，三星堆青铜器彰显出“壮美”的整体风貌，给人猛悍威严、神秘无限之感，堪称中国青铜时代的典范。

 

金器：

中国早期的金器较多地出现于商代、以秦岭和淮河为界，商代中国南北两大地域的金器各成系统，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倾向，北方诸系金器大多为装饰品，数量与种类不多，且形体较小。南方金器则以三星堆金器为突出代表，其制金工艺在中国同期文明中最为杰出。

三星堆金器体现出以捶拓、模压、粘贴、雕刻、镂空等技术为主的工艺特点，不仅种类丰富、量多体大，且制作精到，功用特殊，应是作为权利之象征而运用于隆仪及祭奠的重器。其中，金杖、金面罩等文化形式较接西亚近东文明，推测商代中国西南地区与古代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之间已存在文化交流。

金杖：

金杖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尚见金皮内残留的碳化木渣。金杖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

在金杖的一段，有鱼、鸟、人物等图案。此图案究竟表现何种内容？是古蜀族图腾、祖徽的铭记？是希翼通过巫术作用而捕鱼成功的渔猎祈祷图？是描绘胜利者的功绩？或记述某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

 

中国古典神话传说中，有许多神树。最有代表性的是东方“扶桑”，中央“建木”和西方“若木”等。这些神树与国外古典神话中的“宇宙树”应属同一性质，反映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共同的思维范式与观念意识，一种人类早期对天地自然的认知体系及趋同化的神话宇宙观。

神树具有多种特征和功能，其重要标志之一是立于大地的中央即“世界中心”，有所谓“登天之梯”的作用。三星堆神树当时古代传说中的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为“通天”。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神灵籍此降世，巫师藉此登天，树间攀援之龙，或即巫师之驾乘。

三星堆神树是中国宇宙树伟大的实物标本，当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天合一，人身互通之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

 

摇钱树：

汉代四川地区流行一种陶座桐树的随葬明器，多表现昆仑山西王母的神话传说，因其挂满铜钱，俗称“摇钱树”。摇钱树与三星堆神树，皆是以树、神合为主要构成因素，表意其“通神”、“通天”之功能用途。神树以神鸟代金乌，摇钱树以朱雀喻日神，其光明之象征意义显明。摇钱树铸“钱”，钱文多饰光芒，其初始意义仍在表征太阳，树座则综“昆仑”、“灵山”，“玉山”诸神山之义。三星堆神树与摇钱树的图像构成方式，均在以神木、神山相结合而达天地不绝、人神相通之旨意。摇钱树“羽化登仙”之赋形手段及某些图像，无疑祖述于上古时代的本地巫教文化，故谓商代三星堆神树与汉代四川摇钱树为源流关系。

 

青铜数：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共出土8株青铜数，均被砸烂并经火燎。其中以修复后的一号铜神树体量最大、造型最复杂且最具代表性。诸青铜树图像构型特征各异，应有其特定涵义及特定施用场合，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种神木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三星堆青铜树是古蜀人神话宇宙观具象化的物质载体，是常设于宗庙并适时施用于相应隆仪的通天神器。

古文字资料：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灰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山海经·大荒北经》

若木在建木西，其华照下地。——《淮南子·坠形训》

建木在都广，众地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淮南子·坠形训》

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ju